中国历史上有一句流传极广的话：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。说的是那些为子孙后代造福的大人物。可还有四个狠人，恰恰反过来——罪在当代，功在千秋。
他们在位时，天下人恨不得食其肉、寝其皮。可千百年过去，后人回头看，却发现没有他们当初那些“狠事”，就没有今天的中国。
这四个人，每一个都背了一身骂名，每一个都改变了中国两千年。
提起秦始皇，“暴君”两个字几乎是刻在骨子里的印象。焚书坑儒，横征暴敛，大兴土木，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直接骂他“恩寡情薄，心若虎狼”。
他狠到什么程度？修长城，征发了近百万劳动力，占全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。《史记》记载当时的惨状：“暴兵露师常数十万，死者不可胜数，僵尸千里，流血顷亩，百姓力竭，欲为乱者十家而五”。
修阿房宫和秦皇陵，征发的民夫多达一百三十万，其中受宫刑的就超过七十万。秦朝百姓活不下去，陈胜吴广揭竿而起，秦朝二世而亡。秦朝亡了，可秦始皇留下的东西没亡。
他废分封、设郡县，把中国从一个诸侯割据的松散联盟，变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。他统一文字、统一度量衡、统一车轨，让各地的人能够交流、贸易、治理。
他修的长城，成了两千年来中原文明的屏障。王立群教授在《百家讲坛》中评价：秦始皇结束了战国的分裂时代，统一文字、度量衡，推行郡县制，构建了中国历朝的基本政治体制。
秦朝老百姓用命换来的这些东西，汉朝接着用了四百年，之后历朝历代都在用。秦始皇把当代人的血抽干了，却给后世搭好了一座两千年的房子。
杨广的坏名声，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修大运河，征发民夫三百六十万人，加上后勤供应，总数超过五百四十万。
工期紧到什么地步？三月份开工，要求当年秋天完工，民夫日夜不停劳作，被折磨死的多达三分之二。运载民夫死尸的车子，“相望于道”。
三征高句丽，运粮的民夫往返于道，昼夜不息，“死者相枕，臭秽盈路”。隋朝人口锐减，天下大乱，杨广本人也在江都被部下杀死。
但杨广干了两件影响中国一千多年的大事。
第一件是大运河。他修通的南北大运河，把南方粮食产区和北方政治中心连在一起，此后唐宋元明清的漕运全靠这条水道。没有大运河，北京不可能成为首都，南方的粮食养不活北方的军队和官僚。
第二件是科举制。他在位时正式设立进士科，打破了魏晋以来门阀士族垄断仕途的局面，让寒门子弟有了靠读书改变命运的机会。这套制度一直用到清朝末年，整整一千三百年。今天的高考，根子就在杨广这里。
历史学家胡戟说过一句话：在中国从门阀贵族政治向科举官僚政治转化的过程中，“走得最远的是隋炀帝和武则天，可这两位在历史上却是脏水被泼得最多的”。
一个女人当皇帝，在男权至上的古代中国，本身就是“大逆不道”。武则天在位期间重用酷吏，来俊臣、周兴这些人罗织罪名，制造冤案，所杀各数千人，破千余家。
她实行告密制度，朝堂上人人自危，大臣早上出门不知道晚上还能不能回来。
可她执政时期，政治比较清明，经济有所发展。蒙曼在《百家讲坛》中评价：武则天统治时期虽然政治上有动荡，但整个社会的经济仍保持平稳发展。
武则天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是彻底打碎了关陇贵族集团对权力的垄断。她大力提拔寒门出身的官员，完善科举制度，让普通读书人有了上升通道。
她还完善了十道巡查制度，每年定期派遣特使巡视地方，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。她留下那块无字碑，功过是非留待后人评说，光是这份气魄，历史上找不出第二个。
武则天用最狠的手段，打通了平民通往权力中心的最后一道墙。
雍正在位只有十三年，却是清朝最被低估的皇帝。他大兴文字狱，吕留良案株连甚广，连死去几十年的人都被开棺鞭尸，子孙亲属发配宁古塔为奴。他铁腕反腐，整顿官场，得罪了无数权贵。
但雍正的改革，救了清朝的命。
摊丁入亩，把人头税摊到土地里，没有地的人不用再交人头税，减轻了底层百姓的负担，也促进了经济发展。耗羡归公，把地方官员私自加征的“火耗”收归国库，统一税款，整顿了吏治。改土归流，打击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割据特权，加强了中央对边疆的控制。
这些改革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，雍正被骂了几百年。可正是他这十三年的铁腕治理，才让乾隆接手时国库充盈，有了所谓的“康乾盛世”。没有雍正的狠，就没有乾隆的稳。
秦始皇、隋炀帝、武则天、雍正，四个人跨越一千八百年，干的是同一件事：用当代人的血泪，换千秋万代的根基。
后人骂他们，是因为他们让当时的人活不下去。后人敬他们，是因为他们让后来的人活得更好。秦始皇的郡县制用了两千年，隋炀帝的科举制用了千三百年，武则天打碎的贵族垄断让中国走向平民社会，雍正的摊丁入亩让清朝多活了一百五十年。
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。这句话放在他们身上，再合适不过。他们选择了干“下一代人”的事，代价是背上千古骂名。
历史最终证明了他们的高瞻远瞩。罪在当代，功在千秋，这八个字，他们担得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