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之文在家中接听电话。图源:直播日照
假如你是一家演出公司的老板,或者县里文旅部门管活动的办事员。
下个月景区搞活动,请了"大衣哥"朱之文,票卖了,台搭了,海报也贴出去了。这时候电话响了,对方说:朱之文是劣迹艺人,你们怎么还请他?
过一会儿,电话又响了,换了个人,说的是同一套话。再过一会儿,有人撂下一句狠的:不取消,就到现场搞事。
你怎么办?
查清楚他到底是不是劣迹艺人?那得找部门、调材料,一来一回好些天,演出等不起。硬着头皮照常办?万一现场真出点事,板子打在谁身上,你心里有数。
最省事的办法只有一个:取消。
这不是假设。10月份,朱之文至少有16场演出被取消。据新黄河调查,10月24日,河北保定曲阳一处景区的演出,他都要上台了,被临时叫停;还有一次,他在泰安站排队进站,接到了取消的电话。
11月6日,又是在高铁站候车,朱之文对记者说了一句新话:黑粉现在打电话来求和了,"我不同意"。
在我看来,这件事最值得琢磨的地方不在黑粉有多坏,而在这把刀为什么这么好使。恶意举报能搅黄十几场演出,靠的不是举报有理,而是接到举报的人,取消最省事。黑粉现在打电话求和,是因为这把刀第一次割到了他们自己手上。
举报群聊截图,群里贴出河北保定曲阳文旅局等单位的电话。图源:新黄河
一个电话的价钱,一场演出的价钱朱之文10月27日对看看新闻的说法,这些人建了群,成员上百人。他去哪儿商演,群里就集中给当地文旅部门和主办方打电话投诉。新黄河拿到的群聊截图里,有人把曲阳文旅局、曲阳虎山风景区的电话直接贴了出来,配了一句"跟踪检举不停歇"。
两边的价钱,差得太远了。
举报的一方,拨一个电话,费一点话费,搭进去几分钟。被举报的一方,搭进去的是一场演出的出场费、一个主办方的信任,还有下一场会不会被请的可能。10月19日,朱之文说,他的商演已经降到一个月六七场。
人民日报政文公众号10月31日的评论,把这个机制说得很准:恶意举报用极低的成本,把人拖进"被举报—自证—再被举报"的循环。
我想补一层:这个循环能转起来,中间还卡着一个人,就是接电话的主办方。
新黄河去问了泰安、济宁、济南等地的主办方和业内人士,得到的说法很统一:取消各有客观原因,不是因为朱之文是"劣迹艺人"。
这话我信一半。举报的那些内容,主办方大概率也没当真;可一个"万一",就足够让一场演出黄掉。
放到单位里,这种事很多人都见过:有人写了封匿名信,内容查无实据,可那一年的提拔,领导还是决定"先放一放"。没人说你有问题,你就是上不去。主办方的取消,就是演出市场里的"先放一放"。
所以这把刀真正的刀刃,不在举报人手里,在接刀的人心里那点"多一事不如少一事"。
2023年7月3日,举报者写给朱之文的承诺书(已打码)。图源:新黄河
那张承诺书,管了不到一年朱之文这次为什么一口回绝?他吃过亏。
2023年,他以侵害名誉权起诉过举报人刘明(化名)。案子在德清县法院庭外调解,刘明亲笔写了一份承诺书,落款是2023年7月3日:"从今日起不再网络上发布关于朱之文的不实消息,不再侵害朱之文的名誉。"
朱之文心一软,撤了诉。
按他的说法,对方只消停了大半年,就又牵头组织人持续举报。
今年接受新黄河采访时,刘明大大方方承认:"我本身是实名举报人,是我进行的举报。"理由是偷税漏税,说已经举报到了国家税务总局。至于那份承诺书,他的解释是,自己承诺的只是不发表"没有依据、不属实"的东西。他还说:"我们不是黑粉,也不是恶意举报,我们是正义的。"
话说得很体面,意思却很清楚:承诺我写了,但怎么算违反承诺,由我说了算。
一份承诺书管不住人,这事并不稀奇。和解靠的是双方都在乎点什么,比如面子、乡里乡亲的情分,或者怕吃官司。可一个人如果把纠缠当成了事业,和解对他来说就只是中场休息,喝口水,换个群,接着来。
这种剧本,中国人在历史书里读到过。武则天时期设铜匦,鼓励天下人告密,一时间告密的人络绎不绝,酷吏也跟着横行。告密那么多,靠的不是天下坏人多,而是那套机制:告的人几乎不担风险,被告的人得自己证明清白,审的人宁可信其有。
今天朱之文碰到的,是同一种结构:举报成本低,自证代价高,接收方怕担责。
可两者的结局并不一样。当年告密的人,有的还能因此得赏做官;今天恶意举报、造谣诽谤,是要上法庭的。
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。图源:海报新闻
求和电话,为什么偏偏现在打来朱之文不是第一次把黑粉告上法庭。
2025年11月1日,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对他提起的刑事自诉案作出一审判决。被告人孙某某犯侮辱罪,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;犯诽谤罪,判处拘役四个月,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个月。
这个孙某某,从2020年到2024年,针对朱之文和他的家人发了大量视频,律师说截至公证当天一共999个;判决书显示,其中29条播放量超过5000次,有一条超过21万次。朱之文说,两人素不相识,"我们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"。
这一次,力度更大。10月26日,朱之文在老家报了警;10月30日,律师确认公安机关已经受理这起"有组织网暴"案件,正在侦查,律师团队还在考虑推动公诉。朱之文说,他准备起诉五六个人,"这次我要跟他们干到底"。
求和电话,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打来的。
这一点很说明问题。之前上百人的群、一通接一通的投诉电话、现场搞事的威胁,都没让他们停手;一到警察立了案,电话就打过来求和了。
能让他们坐下来谈的,从来不是对方的委屈,而是自己可能付出的代价。
朱之文还说了一件事:这些人打着举报他的名义募捐,募来的钱几个人分了,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好几年,证据已经交给公安机关。这是他本人的说法,警方目前还没有通报。如果查实,这件事的性质就变了:所谓"正义",原来也有人拿它挣钱。
2026年10月19日,朱之文在高铁上接受海报新闻采访。图源:海报新闻
冤家宜解不宜结,前提是对方也想解有人会说,举报是公民的权利,朱之文是公众人物,被人盯着、被人查,本来就是名气的一部分;人家都来求和了,得饶人处且饶人。
这话前半句没错。人民日报那篇评论也特意强调,对举报人的保护必须继续坚持。真觉得朱之文偷税漏税,就去找税务部门,查清楚了,谁也说不出什么。
问题在于,这群人的电话没打给最该管这件事的部门,而是打给了演出主办方和文旅局;他们要的不是一个调查结论,而是"让他演不成"。新黄河的调查也说得明白,网传和举报人对朱之文的指控,目前均不成立。
查税是一种权利,搅黄人家的饭碗是另一回事。
至于"得饶人处且饶人",2023年那张承诺书已经给过答案了。冤家宜解不宜结,这话的前提是两边都想解。一方把和解当台阶,另一方把和解当喘气的工夫,这样的和,越和越亏。
往后看,这件事值得盯的有两处。一是公安机关的侦查结论,尤其是"募捐分钱"查不查得实;二是人民日报评论里说的反制机制,对批量化、模板化、组织化的恶意举报,平台、行业协会和主管部门能不能早点识别出来。后一条,比哪一个黑粉的下场都要紧。
因为该改变的,是那个接电话的主办方。只要"取消最省事"这条路还走得通,今天被举报的是大衣哥,明天就可能是你楼下开饭馆的老板,或者在网上卖土特产的农户。
几个星期前,朱之文都要上高铁了,接到的是一个取消演出的电话。
11月6日,他又在高铁站候车,接到的已经是商演和公益演出的邀约,而那些曾经一个电话就能搅黄他一场演出的人,开始给他打电话求和了。